時隔7年,公辦普通高校學費標準的新隨身碟一輪“漲價衝動”再次到來。
  今年9月,在江蘇、貴州、寧夏邁入大學校門的新生,將是三地學費標準調整後的首批承受者。相比上一年,寧夏是各地當中學費上漲幅度最高的,其文史、理科化療副作用、醫學等各類專業的漲幅均超過50%。
  2013年,已有六個省(區、市)完成了高校學費標準的調整工作隨身碟。中國青年報記者梳理髮現,這些省(市)的學費標準絕大多數呈上揚態勢,少則漲一成,多則翻一番。
  這或許是一場遲到的學費“漲價潮”。2007年,面對一些高校的學費漲價趨勢,國務院發出“限漲令”,要求5年內各類學校學費、住宿費標準不得高於2006年秋外接式硬碟季的相關標準。
  也正是2007年,教育部開始著手制定《高有巢氏房屋等學校生均培養成本核定辦法》。所謂“生均培養成本”,即高等學校培養一個標準學生的平均成本,但這個被教育界普遍認為是學費制定標準之一的重要數據,長期以來卻是一筆糊塗賬。
  如今,“限漲令”到期,但生均培養成本的核定辦法至今仍未出台。
  新一輪漲價風波之下,老問題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漲價有多少原因出自成本上升?這些成本當中有多少屬於學生培養成本,又有哪些成本不該由學生買單?學生培養成本的計算標準究竟何時可以出台?
  高校學費上漲衝動
  2014年高校學費上漲的這潭水,是江蘇省第一個打破的。
  5月,江蘇省物價局公佈了調整後的高校學費標準。在劃分出的文、理、工、農林、醫、藝術、體育、公安8種類型中,除了農林、藝術類的學費不變之外,另6類本科專業的平均漲幅為16.61%,其中,醫學類漲幅最大,為47.83%。
  即將進入南京醫科大學的一名新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她所讀的臨床專業是七年制,學費上漲到每學年7480元,而去年的學費是每學年4600元,“沒註意到學費上漲了那麼多,不然可能不會填這個大學。”
  在調整學費標準的省份中,江蘇的漲幅並不是最大的。在江蘇公佈調整後的學費標準之後,6月,寧夏的調整方案出台。這是寧夏14年來第一次上漲大學學費。
  新的方案中,寧夏的文史類學費標準從每人每學年2600元,提高到了4000元;理工農學類從2800元漲至4400元,二者漲幅都超過50%。漲幅最高的是醫學類專業,達到了76.67%——調整前為3000元,調整後為5300元。
  7月,浙江也在調整學費的程序上向前走了一步。該省物價局舉行了公辦高校學費調整聽證會,除了不同學科的漲幅不同之外,高校性質也成為收費標準的差別之一。
  浙江省的調整方案中,收費標準分為本科院校、高職院校兩類,本科院校中,又被細分為浙江大學、(其他)大學、學院三類。這當中,浙江大學的平均調整幅度是最大的。
  此外,廣西、福建、貴州、山東、天津、湖南、廣東、湖北等省(區、市)也出台了高校學費調整方案,且均呈上升態勢。
  這不是高等學校學費第一次上漲。從高等教育免費制,到1985年起實行的收費“雙軌制”,再到2000年完成的並軌改革,這一趨勢一直存在。
  以1999年為例,《中國教育統計年鑒》顯示,當年普通高校的生均繳納學費比1998年上漲了40.3%。而到2000年,普通高校生均繳納學費達3550元。
  此後,全國不少高等學校的收費逐年上升,2001年至2006年,教育部、國家計委、財政部每年都發出通知,要求當年的學費、住宿費穩定在2000年的水平,不得提高。
  上漲勢頭並未完全遏制。2007年5月,國務院發佈《關於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要求除國家另有規定外,今後5年各類學校學費、住宿費標準不得高於2006年秋季相關標準。
  這一《意見》也被視為限漲令。
  “當時政府下‘限漲令’時我們就擔心,學校的資金來源渠道沒有變,運行模式沒變,一旦取消禁令,就會報複性反彈,顯然這個情況出現了。”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他說,2007年教育部出台這個命令,是當時學費不斷飆升情況下的一個行政命令,發文之後情況有所好轉,但學費上漲的壓力對學校而言還是存在的。
  他曾撰文認為,大學學費並非不可增加,但是,學費增加要明明白白,同時考慮學生的實際承受能力,“大學學費漲幅平均達到60%以上,這放在任何地方,都很難讓學生接受”。
   模糊的培養成本
  在受訪的高校有關負責人看來,“成本”無疑是漲價原因的關鍵詞。
  “這幾年,學校的各項開支總體是增加的,學生的學費已經10多年沒有變了,占培養成本的比重越來越低。”蘇州一所高校的學生工作處處長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次是適當進行了調整。”
  他強調,調整後的學費占“學生培養成本”的比例是低於25%的。
  這意味著沒有違反教育部2000年出台的《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第五條規定:在現階段,高等學校學費占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過25%。
  今年2月,寧夏在高校學費上漲的聽證會上也公佈了生均培養成本。據官方消息,生均教育培養成本從2005年~2007年的1.51萬元上漲到2010年~2012年的2.026萬元。與此同時,學費收入與高校總收入的比例由2005年的24%下降到2012年7%。
  據披露的數據顯示,寧夏2012年生均學費占生均培養成本的15.36%,遠低於25%。
  在熊丙奇看來,寧夏在聽證會公佈的生均成本,並不是對發生在學生培養上的成本進行核算,而是簡單按照學校的開支進行“確定”。
  “也就是說,寧夏現在公佈的生均教育成本,是經不起推敲的,還要公佈每個學校的行政開支,包括‘三公經費’開支,學校的科研經費,以及科研經費的具體使用情況,在把生均成本核算清楚後,再考慮學費問題,更具說服力。”他認為。
  熊丙奇說,學校的經常性經費支出包括日常運作經費、一些公共經費,這些經費並不一定是用在學生身上的,“現在有些學校行政部門二三十個,有必要嗎?”
  “這個錢該怎麼用,要征求廣大師生的意見。這樣的話,運營成本可能就下降了,學生承擔的費用就下降了,相關機構也願意捐錢了。”他認為,財政需要更透明,才能明確哪些成本應該支出。
  早在2007年,教育部已開始制定《高等學校生均培養成本核定辦法》,但這部辦法至今難產。
  記者註意到,關於培養成本的計算方法,在2007年辦法著手制定前夕亦有爭議。當時的公開報道至少有3種說法:有媒體引述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說法稱,理工科人均培養費用一年約1.5萬元,文科每年約1.2萬元~1.3萬元;而在另一教育部負責人口中,這一數據卻是4萬元~5萬元;還有媒體援引“權威機構”的數據,稱一年培養成本只需7000~8000元。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目前,學費收取多少與生均成本之間還沒有硬性的聯繫。“這個還是比較粗放的算法,現在沒有出台規定,涉及一些技術性的問題。有些學校在算這個賬,但是畢竟太專業了,短期內很難有全國學校都有適用的辦法。”
  儲朝暉認為,高校不合理的開支而造成的浪費是學費上漲的一個原因。“公辦學校,行政開支鋪張浪費的現象不罕見。”
  他說,一所擁有合理結構的大學,其經費來源應該包括政府投入、學費收入、社會募捐和經營收入,“但我國的大學要麼依賴政府投入,要麼靠學費支撐”。
  前述江蘇高校的學生工作處處長向記者確認,財政撥款是逐年上漲的。
  這一說法在官方數據中得到印證:2012年,全國地方高校生均撥款平均水平達1.412萬元,比2009年的7540元提高87%,到了2013年,中央財政下撥地方高校的生均撥款獎補資金為252.7億元。
  但是,高校沒有逃離“入不敷出”的困境。以浙江為例,據報道,截至2013年年底,浙江全省公辦普通高校的債務總規模達94.68億元,全國1164所公辦高校的總負債也超過2600億元。
  “一方面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另一方面鋪張浪費。這種情況下,辦學成本提高,也沒其他方法解決這個問題,就只能向學生伸手要了。”熊丙奇認為。
  中低收入家庭受影響大
  “寧夏很多市的收入沒有銀川高,一些普通家庭可能一年掙個一兩萬都是多的,大家都是靠打工賺錢。”一名2013年從寧夏大學畢業的學生李升(化名)告訴記者。
  李升沒有趕上學費上漲的時候。每年,他的學費都是2600元,對於成長在農村、父母常年外出打工的李升來說,一年要拿出這麼多錢還是有些壓力。大學四年,除了申請助學貸款,他利用課餘時間做兼職賺取生活費。
  “當初自己的學費就占到了家裡年收入的40%,如果漲到4000元,可能會影響一部分人。”他說。
  中國青年報記者瞭解到,教育界的一個普遍觀點是,高校的學費不應超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
  不過,在我國一些經濟並不發達的地區,學費的占比超出了20%。以寧夏2005年為例,當年寧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093.6元,以當時高校的學費標準2600元計,這一比重為32.12%。按照同樣的算法,江蘇省的占比為37.34%。
  對於農村學生來說,這個數值更大了,而學費通常較高的醫學類、藝術類等專業,幅度就更大。
  但在大多數中國家庭看來,高等教育是改變子女命運的機會,學費也因此成為剛需。受影響較大的多是中低收入家庭。
  “我不會因為學校的學費高就不去報考,而且家長會關註能不能上重點。”一名湖南大學2013屆畢業生告訴記者,她家裡還有個妹妹,明年也要參加高考,“我們不會因為學費漲了就改變志願,最重要的還是看自己想去哪兒,能去哪兒。”
  今年考入青島大學物流管理專業的張唯(化名)也表示,報考學校時還是考慮到了學費的問題。“我媽生病在家,全家就靠我爸外出打工賺錢,一年的收入9000多元。”
  根據山東省公佈的高校學費調整方案,文史類由原來的每人每學年3400元上漲至4000元。600元的改變,對張唯來說並不是小事,“現在暑假一直在送外賣”。
  在另一部分學生看來,學校上漲的學費可以更多投入到校園設施上,改善生活和教學條件,如果漲幅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尚可接受。
  資助體系應相應調整
  江蘇一所高校學工處處長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學費調整以後,學校對貧困學生的資助會相應增加,去年用在學生的獎、助、勤、貸、補、免等方面的資金有2000多萬元。
  江蘇省教育廳副廳長倪道潛也公開表示,省財政在2014年經費預算中安排高校學生資助經費11.84億元,比2013年增長了23%。
  記者註意到,伴隨一些地區學費上漲,助學貸款也進行了調整。今年7月,財政部、教育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聯合印發的《關於調整完善國家助學貸款相關政策措施的通知》,決定調整國家助學貸款資助標準併進一步細化分配比例。
  這意味著,今後在校本科生將享受到每年不超過8000元的貸款金額,較之前提高了2000元。在地區上,也將適應當地助學金的分配比例。
  多名受訪學者告訴記者,助學貸款和補助需要更公正和透明。
  熊丙奇認為,學費上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寧夏為例,一方面,它調整前的學費在全國範圍來說是較低的,但它的辦學面向全國,成本並不比其他學校低。如果政府部門沒有撥款或撥款比較少,多出的成本就只能轉嫁到學生頭上了。
  在他看來,一個怪象是“辦學質量”、“學費”的“倒個兒”。他說,我國對重點大學的投入更多,學費標準相對較低,而國外質量高的學校肯定是學費最高的,“現在是重點大學撥款很多,學生獲得國家更多的資源,反而非重點大學承擔的教育投入比例更小。”
  儲朝暉也認為,從政府增加投入的角度來說,重點大學應該不成問題,省級的地方院校財政支持可能比較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學校能想到的就是增加學費。
  他說,在學費增加的背後,公眾實際關心一個問題:經費有沒有使用不當,學生為什麼要多給你交費,是不是浪費學生的錢?  (原標題:大學學費迎來“漲價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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